Abstract:We must invest in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measures for climate change. Multi-win solutions such as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and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CSA) can offer smallholder farmers the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yields of nutrient-dense crops in a sustainable and cost-effective manner, while also making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multi-win solutions have substantial returns, not just benefiting smallholder farmers significantly, but also generating ripple effects at various societal levels.
Global agreement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must be 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into local action. But action plans cannot just operate at government levels, they should provide opportunities and ways for other sectors, including smallholder farmers, to translate the plans into local action that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better living standards for people. Thus, promoting inclusive growth.
作者：杨青（梦南舍）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是地球面临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不仅关乎人类的未来，也决定地球是否宜居.地质历史上，地球气候发生过显著的变化。一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地球气候相对稳定在当前人类习以为常的状态，由此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得以发展起来，人类社会文明真正开启了。
什么是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指温度和天气模式的长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由自然原因造成，如太阳周期的变化。但自19世纪以来，人类活动一直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燃烧。
化石燃料燃烧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气体就像包裹着地球的毯子，捕获太阳的热量并使温度不断升高。
造成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和甲烷。这些气体的来源包括汽车所用的汽油，或为室内供暖而燃烧的煤炭。开垦土地和森林也会释放二氧化碳。垃圾填埋场是甲烷排放的一个主要来源。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农业和土地使用均是主要的排放源。
气候变化的最新评估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21年8月9日发布了题为《2021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的第六次评估报告。IPCC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建立于1988年，旨在为决策者定期提供针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其影响和未来风险的评估、以及适应和缓和的可选方案。
该报告提供了关于地球变暖的科学知识和未来变暖预测的最新评估，汇集了气候科学的最新进展，并结合了来自古气候、观测、过程理解的多种证据，以及全球和区域气候模拟。
对于当前的气候状况，报告认为人类影响使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而大气、海洋、冰层和生物圈正在发生广泛、迅速且逐步加剧的变化。近年来，整个气候系统的变化规模和现状在许多世纪到数千年范围内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全球每个地区，越来越多极端天气和气候，如热浪、强降水、干旱和热带气旋，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
地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不仅在增加，且增加的速度也在加快，处于20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报告显示，自1850 年以来，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大约1.1℃的全球变暖，未来 20 年的平均气温预计将达到或超过1.5℃，而过去10年（2011-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10年。
这还只是开始。因为地球是一个统一的系统，万事万物都相互关联，一个地区的变化可能会造成所有其他地区的变化。现在，气候变化的后果包括极端干旱、缺水、重大火灾、海平面上升、洪水、极地冰层融化、灾难性风暴，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人们正以不同方式经历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粮食生产能力、住房、安全和工作。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气候变化的影响面前已经显得更为脆弱，如生活在岛屿国家的人们。海平面上升和海水倒灌等情况已经发展到整个社区被迫搬迁的地步，而长期的干旱正使人们面临饥荒的风险。在未来，“气候难民”的数量预计将会增加。
山地人群面临的气候变化影响
中国地理气候条件的地区间差异极大。大体为台阶式：西高东低，从海平面到平均海拔3000米青藏高原的三级台地；南低北高，以秦岭淮河划分出干冷与湿热差异较大的温带季风气候与亚热带季风气候带；几大江河基本由西向东注入大海。这样的条件养育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也构成了水作、旱作和畜牧几大农业带。
中国的主要农作区特别是粮食产地，如长三角、珠三角、华北，往往叠加了城市、产业集群，叠加了不断增密的资本，且大多已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为特征，由此带来极大的生态压力。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环境恶化成为常态。
同时，气候变化深刻地影响依山而生的人群，对人们生存方式选择以及支撑产业（如农业、畜牧、旅游和能源等）将产生负面作用。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年平均气温上升幅度由南向北增大，且在山地更为显著。
基于云南省 1958-2017 年28个气象站点的观测数据研究表明，气温呈上升趋势，在 1978年之后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1993年为年平均气温升温突变点。从年代际看，20世纪 60、70、80、90年代，2000年，2010-2017年的年平均温度分别为15.97℃、15.95℃、16.18℃、16.43℃、16.7℃、16.85℃。[1]
1989-2019年间，大理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呈波动上升趋势，气候变暖明显，冬季气温升温幅度最大；年降水量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秋季降水量减少最为显著。洱海水质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及单因子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等浓度总体呈升高趋势，而水体透明度呈降低趋势。大理地区气象资料统计显示，1989-2019年间，年平均气温最低为1992年的15.0℃，最高为2019年的16.8℃，年平均气温为16.1℃，比地区多年气候平均值偏高0.3℃；年降水量最小为2011年的621.0mm，最大为2001年的1039.4mm，平均年降水量为822.2mm，较地区多年气候平均值少13.8mm。[2]
云南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与云贵高原的结合部，是一个低纬度、高海拔，以山地为主的高原地区，气候环境复杂多样，地质活动活跃，生态脆弱性显著。
气候变化对山地的直接影响呈现为：
季风季节变得时间更长且更加反复无常，降雨量发生改变；
极端天气发生频次、持续时间增加，无论是最热的夏天，最长的干旱，还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野火，极端降雨事件变得更加猛烈、强度更大；
冰川消退，树线上移，物种及其栖息地沿海拔梯度发生前所未有的重新分布或消失，增加了山地生态系统对外来压力（如入侵物种）的脆弱性；
森林作为地球碳储存库的固碳能力削弱，森林火灾风险加剧，数量、规模和持续时间明显增长；
河流径流量存在很大变动，导致难以预测的洪水和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严重影响居民生计和生活安全，尤其是那些以河流灌溉为主的农业人口；
二氧化碳浓度、温度和降雨量的变化对受气候支配的领域，比如水资源、农业和健康，产生严重及深远的影响，如导致农作物减产，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使大多数谷类作物的营养质量降低，从而加剧粮食危机，并造成营养不良的健康风险。
挑战巨大，但解决方案也很多
许多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均可带来经济效益，同时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保护环境。我们还有指导性的全球框架和协定，如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这三大类行动分别是：减少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为必要的调整提供资助。
将能源系统从化石燃料转向太阳能或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将减少推动气候变化的排放。但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行动。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联盟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但大约一半的减排量必须在2030年之前到位，以保持升温幅度低于1.5℃。在2020-2030年之间，化石燃料的产量必须每年下降约6%。
适应气候变化的后果可以保护人民、家庭、企业、生活、基础设施和自然生态系统。它涵盖了当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影响。世界各地都需要适应，但现在必须优先考虑拥有最少资源的最弱势人群如何应对气候灾害，这样做回报率可能很高。例如，灾害的早期预警系统可以拯救生命和财产，并且可以提供高达10倍于初始成本的收益。
现在开始采取气候行动
气候问题不分国界，大胆采取行动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每个人都可以在气候行动中发挥作用。联合国呼吁世界各地人民共同努力应对气候挑战，实现2015年《巴黎协定》的承诺。
2018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景，希望在减少排放的同时创造经济繁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2019年12月，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绿色协议”，提出要建成全球首个碳中和的大洲。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气候法》草案，决定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此后，2020年12月，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同意提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将原来的到203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1990年的水平减排40%提升到减排至少5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
随后，这一目标被纳入“十四五”规划建议。2021年3月5日，相关目标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制定了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主要为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促进新型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应用，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
“3060目标”彰显了中国在实现碳中和上的雄心壮志。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正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应有贡献。
中国的绿色转型
气候变化、生态失衡、环境破坏及资源短缺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2005年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甚至是印度的65倍。
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2012年十八大召开，生态文明成为清晰的国家战略。走生态文明发展的国家发展道路，是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将为人类验证的新文明形态。2012年以来，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降低24.6%。2012-2019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然而，从2020年总体能源效率来看，中国单位GDP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发达国家的3倍。凡是见效相对较快的措施，大部分地区已经实施完毕。越到后期，能耗“双控”难度越大，越需要深层次、综合性的措施。
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气候变化与农业
农业的独特特征使其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农业直接依赖于生态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地、植被、降雨和日照，这些资源与气候条件存在紧密且无法分割的联系。
IPCC于2019年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与土地》勾勒出气候与农业生产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气候变化改变了农业的气象资源，影响作物产量和种植制度，威胁到粮食安全、农村地区发展及农民生计；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本身就是一项显著的人类活动，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在促进气候稳定方面，农业具有独特潜能，可通过改善作物、土地和家畜管理来减少排放，提高植物生物质与土壤的固碳水平。
根据IPPC报告分类， 源于“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AFOLU） 的年度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主要由砍伐森林、畜牧业生产、土壤和养分管理所致。此类排放估计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1%。尽管这一比重显著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27%，但降低的原因是其他部门的排放量增幅更快。20世纪90年代，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与林地用途净改变引起的排放大致相当；但自本世纪初以来，林地用途改变导致的排放量已经降低，农业排放量则增加了。作物和畜牧生产尤其导致大量甲烷、一氧化二氮这两种强有力的温室气体排放。甲烷在反刍牲畜消化时产生，也会从储存的粪便和有机废弃物中逸出。一氧化二氮排放是有机和矿物质氮肥施放到田间后的间接产物。
IPCC报告中，“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排放类别中未包括现代食品供应链产前和产后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后者被列为源自其他部门的排放，主要涉及工业、能源生产和运输部门。此类排放包括化肥等农资的生产、化石能源使用（如用于驱动农用机械）以及产后运输、加工和零售。食品供应的每个阶段都促进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
如果加上农业食品链直接和间接用能产生的排放，则“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排放类别占总排放量的比例将增至1/3。食品系统所致排放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因国家和区域而异，受当地供应链结构的影响。
通过对农业的影响，气候变化会对粮食安全的各个维度产生不利影响。气候变化对作物单产、鱼类资源、动物卫生和生产率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食物可供应量。
随着气候波动加剧，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也会增加。严重干旱或洪水可导致收入大幅降低，并引起财产损失，进而影响未来创造收入的能力。此外，因气候变化减少了粮食供应，粮价也会相应上涨。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受影响最严重的都是贫困者，因为他们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高。
粮食的利用发生变化也会影响低收入和脆弱人群的营养状况。例如，由于更高的温度有利于致病菌的生长，而缺水则会影响水质、卫生习惯和营养状况，将某些区域的腹泻发病率提高。受此影响最为严重的同样也是低收入和脆弱人群，尤其是儿童。
加强小农的作用
农业为人类提供生计，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冲击直接波及本就脆弱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小农，对其生计造成深远影响。
小农是全球食物安全和营养的主要贡献者。发展中国家的5亿个小农场为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提供了约80%的食物。在中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
加强小农尤其是女性和青年小农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不仅可以改善农村经济和粮食安全状况，还可以帮助他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全球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小农是一个脆弱且常被忽视的群体，他们构成了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和饥饿人口。纵观全球，低收入和饥饿人口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风险和难题对小农的生计、食物安全和营养构成威胁，其中气候变化对他们的影响尤为突出。
气候变化加剧小农的脆弱性，对生活在山地的小农影响更为巨大。气候变化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造成粮食收成和收入的损失，并增加病虫害以及资产折耗的可能性。例如，预计在未来数年内，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小农种植的玉米、水稻和小麦等主要作物可能会减产。
小农的生计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农业，还有在地或外出务工，或者从事其他生产性、商业性、服务性事业，如集市摊贩、家庭手工业、乡村旅游业和餐饮业、建筑及其材料生产、信仰和礼仪服务、乡土艺术活动等。小农的生计方式可以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当它很好地融入多元化农村经济和城乡价值链时。更重要的是，小农的多元化生计方式还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从可持续管理资源、教育、和平、性别平等的目标中受益。
小农的生产力取决于完善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推进环境保护，实现乡村的绿色发展；提供支持小农和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政策和制度；扩大社会保障和营造非农就业机会；充分的教育、土地、信贷和金融服务、技术援助与市场准入许可，这一切都有助于农村发展，打破低收入、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为小农拓展非农活动提供缓冲空间。
我们必须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进行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气候智能型农业（CSA）等多赢解决方案可以让小农有机会以可持续且高效的方式提高营养作物的产量，同时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研究表明，多赢的解决方案可以带来高回报，不仅使小农大大受益，而且会在社会其他阶层产生溢出效应。
行动路线图：全球协定转化为地方行动
包括减缓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全球协定必须转化为地方行动。各国采取国家层面的行动，以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并确保全人类共同繁荣。但这些计划不能止步于政府，它们应该为包括小农在内的其他部门提供机会和方法，转化为地方行动，为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贡献，并真正促进包容性增长。
